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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后“找人顶包”的法律后果



交通肇事后“找人顶包”的法律后果

项先权 瞿灵敏


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在城市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至少一台私家车,这在极大方便人们出行的同时,也增加了交通事故发生概率。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面对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总有人心存侥幸,试图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逃避。如果肇事者属于公众人物、拥有公职身份以及其他特殊身份的人员或者属于酒后驾驶、无证驾驶,现实中惯用的作法是找同车的其他人顶包,从而使自己逃避因此可能承担的所有不利后果。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下面一个案件中,法院判决认定交通肇事之后为逃避责任而找他人顶包的,即便自己未逃离现场,也属于“肇事逃逸”。此种情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吊销肇事者的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因此,我们在此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肇事后“找人顶包”后果很严重,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案情与裁判


案例来源:《夏燕玲与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行政撤销、行政复议二审行政判决书》(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7行终165号行政判决书)。

案情简介:

2015年5月8日19时许,夏燕玲持C1证驾驶轻型厢式货车在东海县洪夏公路李埝乡辉山村路段与案外人张光明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二轮摩托车乘车人吴田死亡,另有三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夏燕玲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让案外人李春达冒充驾驶肇事车辆,并指使案外人李春达作伪证。后于2015年5月12日至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经交警部门认定,夏燕玲承担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2015年10月20日,东海县人民法院作出(2015)连东刑初字第607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认为夏燕玲案发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夏燕玲与被害人近亲属达成赔偿协议并已履行,取得谅解,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根据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法定和酌定等情节,判决夏燕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该判决的“本院认为部分”未明确认定夏燕玲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后逃逸。

2015年11月17日,市交警支队作出涉案31359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给予夏燕玲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2016年11月3日,市交警支队作出涉案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撤销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理由为,夏燕玲在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让他人冒名顶替,其行为实质上属于交通肇事逃逸,应给予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且终生不得重新领取机动车驾驶证。2016年11月25日,市交警支队作出连公交决字[2016]第3207002900362205号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向夏燕玲送达了该处罚决定书及涉案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

夏燕玲对涉案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不服,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肇事逃逸,交管部门撤销此前的处罚决定,重新依据相同的事实作出新的处罚决定,加重了其处罚,遂于同年12月24日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7年3月27日作出了维持处罚决定的行政复议决定。夏燕玲对连云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以下简称市交警支队)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及连云港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向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市交警支队作为连云港市交通管理部门有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第(一)项规定,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夏燕玲在涉案交通事故发生后,虽未离开事故现场,但其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让案外人冒充顶替,并指使他人作伪证,其有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并实施了逃避法律追究的行为,依法构成交通肇事逃逸。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中虽对夏燕玲的行为未明确相关认定,不影响对夏燕玲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市交警支队在其开展的未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专项清理工作中发现夏燕玲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应对夏燕玲作出吊销驾驶证,并终生禁止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遂主动进行自我纠错,作出涉案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市交警支队在作出涉案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前对夏燕玲进行了处罚前告知,并将涉案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送达给夏燕玲,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夏燕玲的相应主张无事实依据,依法不予支持。

上诉请求及二审判决:

夏燕玲对一审判决不服,向连云港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其诉讼理由为:首先,无论是行政规章还是司法解释,对于什么是交通肇事逃逸所作的定义都是明确具体的,必须有驾车或弃车逃离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本案中,上诉人并无该行为,被上诉人仅以上诉人找人顶替逃避法律责任为由,认定上诉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进而决定对上诉人终身禁驾,是任意扩大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解释。其次,生效判决并未认定上诉人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被上诉人无权以行政决定来否定人民法院的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关于“逃逸”的规定只是一般情形下的认定,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只是逃逸最为常见的情形,并非唯一情形。司法实践中,“逃逸”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交通肇事后逃跑的情形层出不穷、形式多样,相关规定无法一一列举,故关于“逃逸”的认定不能仅局限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所列举的情形。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主观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客观上实施了逃跑行为的,均应认定为逃逸。本案中,上诉人的行为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客观上实施了混淆视听、隐瞒事实的“找人顶替”行为,即便人未离开事故现场,也无法掩盖交通肇事后“逃跑”的本质,构成肇事逃逸。因此,市交警支队在发现先前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事实错误之后主动纠正错误,撤销原有的处罚决定,并根据新的事实重新作出处罚决定的行为不仅符合立法原意,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依法应予驳回。

二、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条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112条

本规定中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3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案件,并以该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依据。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第5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


三、法理分析


(一)针对同一事实,刑事案件未认定为肇事逃逸,行政案件可否认定为肇事逃逸?


本案中针对夏燕玲交通肇事导致一人死亡三人受伤之后找他人顶包冒充肇事司机的行为,(2015)连东刑初字第607号生效刑事判决根据其犯罪事实、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法定和酌定等情节,判决夏燕玲构成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法院在刑事判决中并未将夏燕玲肇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逃逸这一法定的加重情节。但针对同一事实,市交警大队的行政处罚决定和本案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均认定该行为构成了肇事逃逸。那么,为何会出现针对同一事实,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会作出截然相反的性质认定呢?本案中,作为后案的行政判决将未被刑事判决认定未肇事逃逸的“找人顶包”行为认定为肇事逃逸是否正确?

前一问题本质上是刑法和行政处罚法对同一违法事实的评价标准的差异问题,这种差异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刑法和行政处罚法所保护的法益和遵循的基本原则的不同所导致的。通常而言,针对同一违法事实,刑法给予刑事处罚的标准要高于行政法给予行政处罚的标准,很多行为在构成刑事犯罪之前就已经构成了行政违法。就此而言,针对夏燕玲肇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刑事案件未认定存在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加重情节的肇事逃逸并不意味着行政处罚法上不能认定为肇事逃逸。

不过,同样是肇事逃逸,在刑法和行政法上却具有质的差别。《刑法》将肇事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加重情节是因为逃逸让被侵害的法益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肇事逃逸给予更严重的处罚是出于逃逸行为本身对交通管理秩序的藐视。因此,刑法对于肇事逃逸的认定侧重于是否逃离现场使得受损害的法益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道路交通安全法》对肇事逃逸的认定侧重于其行为是否对交管秩序构成了严重挑衅。本案中,夏燕玲的肇事后“找人顶包”但并未逃离现场而是参与对受害人的救助。其行为虽不符合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的构成,但却对交管秩序构成了严重的挑衅。因此,该行为虽在刑事案件中未被认定为肇事逃逸,但却在行政案件中被认定为了肇事逃逸也就并不奇怪了。

此外,从刑法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上看,刑法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明确此种行为属于肇事逃逸时,刑事判决不能将其作为法定的加重情节进行处罚;反之,行政法虽也遵循处罚法定的原则,但对于违法事实的认定,处罚机关却具有一定的裁量自由。因此,针对同一事实,不同法律部门作出不同的性质认定并无不妥。

后一问题的实质是涉及到同一事实的前后两个判决之间,后案裁判是否有义务接受前案关于该事实的所有判断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前案关于该事实的观点区分为判决主文中的观点和判决说理中的观点。对于生效判决主文中涉及到的对同一事实的认定,后案法官基于对生效裁判效力的尊重,不能直接否定。如果认为生效裁判主文中关于该事实的判断有误,也必须由生效判决作出的法院或其上级法院启动纠错程序对其进行纠正,在此期间本案的裁判应中止审理。如果生效判决关于同一事实的不同认定出现在裁判说理部分,则后案法官并无必须接受的前案法官事实认定的法定义务。后案法官可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与前案法官不同的事实认定。

就本案而言,生效刑事判决的裁判主文和裁判梳理均未将夏燕玲肇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认定为肇事逃逸,因此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以及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将其认定为肇事逃逸并根据行政法的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并不构成对生效刑事判决的否定。


(二)如何看待法院判决与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18)关于交通肇事逃逸的规定之间的“打架”现象?


关于何谓“交通肇事逃逸”,《道路交通安全法》并未作出界定。对此,公安部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驾驶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行为。依据这一规定,构成交通肇事逃逸必须满足两个要件:一是逃避法律责任的主观故意;二是驾车或者弃车逃离现场以及潜逃藏匿的客观行为。但本案中,夏燕玲肇事后“找人顶包”但她自己并未离开现场。因此该行为仅满足主观要件,而不满足客观要件。根据公安部前述规章的规定,夏燕玲的行为不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这也正是她本案中提出的一个主要的上诉理由。

如此一来,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将夏燕玲肇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认定为肇事逃逸就会出现法院判决与公安部行政规章的规定打架的情况。法院判决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规定的冲突在本质上涉及到行政诉讼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可见,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并无接受规章拘束力的法定义务。就此而言,尽管夏燕玲肇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不属于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八十五条对肇事逃逸的定义,也并不妨碍法院根据立法原意对法律进行解释,进而将肇事后“找人顶包”的行为认定为肇事逃逸。


(三)肇事后““找人顶包””但未离开现场是否构成肇事逃逸?


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即便是聪明的立法者也难以穷尽现实中的一切状况,更何况法律所调整的事实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新的情况总会不断出现。针对本案中夏燕玲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而“找人顶包”的行为,现行法和司法解释并未将其规定了肇事逃逸。此时,个案中法官就不能拘泥于法律的字面意思,而必须探究法律的规范意旨,以妥当地实现立法目的。当然,此时法官必须加强裁判说理,进行充分的论证。

正如生效判决所指出的那样:司法实践中,“逃逸”具有复杂化和多样化的特点,交通肇事后逃跑的情形层出不穷、形式多样,相关规定无法一一列举,故关于“逃逸”的认定不能仅局限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所列举的情形。从司法解释的本意来看,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主观上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客观上实施了逃跑行为的,均应认定为逃逸,如仅限定为离开事故现场这一种情形,显然曲解了立法本意,背离了立法初衷。“找人顶替”本质上属于特殊形式的逃逸。该行为主观上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客观上实施了混淆视听、隐瞒事实的“找人顶替”行为,即便人未离开事故现场,也无法掩盖交通肇事后“逃跑”的本质。此种情形下的逃跑行为属于广义上的理解,还应包括在现场躲藏、虽在现场但谎称自己不是肇事者等情形。

找人顶替的行为显然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义务,增加公安机关破案困难,比一般逃逸行为更为严重。将找人顶替的行为定性为逃逸既符合立法本意,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行政执法或司法过程中,对某一行为的判断定性,势必会对民众的价值取向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在相关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首先应当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然现行法律未对交通肇事后找人顶替行为的性质予以明确界定,但该行为显然违反了诚信这一基本道德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行为不应纵容,反而应予治惩,否则将不足以彰显法律的惩戒和教育功能,甚至可能错误的指引他人效仿该行为,进而助长不正之风,从而危害交通管理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四、启示


趋利避害是人类的自然本性,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和由此引发的其他后果,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往往会找下属、亲人甚至出钱让他人为自己顶包。但殊不知此种行为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逃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一旦执法机关发现此种行为将面临吊销驾照并终生禁驾的处罚。此外,对于具有特殊身份的公众人物,此种行为不仅与其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极不相称,更可能给他人事后受人要挟自己的把柄,将自己拖进更大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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