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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银行与债务企业共同骗取他人的过桥资金将债权不能清偿的风险进行转移构成共同侵权

贷款银行与债务企业共同骗取他人的过桥资金将债权不能清偿的风险进行转移构成共同侵权

作者:项先权、瞿灵敏


一、案情与裁判

案件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二七广场支行、大连明珠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来源: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辽02民初255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辽民终326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3656号民事裁定书

裁判要旨:债权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为债务人从第三人处获取过桥资金用于清偿债务人对自己的到期债务,以此将自己债权不能获得清偿的风险转移给提供过桥资金的第三人,造成过桥方财产损失的,可认定为债权人与债务人通过恶意串通对过桥方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债务人与过桥方之间所订立的借款合同亦属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需对过桥方因此遭受的资金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案情简介

中国工商银行大连市二七广场支行(以下简称二七支行)曾于2013年12月3日为大连光德粮食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光德公司)发放贷款2900万元,并约定贷款期限为6个月,光德公司将35000吨玉米质押给了二七支行为借款进行担保。借款到期后光德公司无力清偿借款,为收回光德公司的借款,2014年5月15日,二七支行主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林芸找到大连明珠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公司)请明珠公司为光德公司作过桥业务。为此,林云向明珠公司的公司人员表示:光德公司为二七支行的优质客户,二七支行和总行以1:1的比例为光德公司发放5亿元的贷款,目前已经发放4000万元,后续还将继续发放;而且,明珠公司为光德公司提供的此项过桥资金的周期仅两个周,光德公司有3500万吨(价值7000万元)的玉米提供质押担保。当日下午,明珠公司与光德公司签订借款合同,明珠公司将2900万元出借给光德公司,并通过网上银行将2900万元转入光德公司的账户,当日明珠公司收取光德公司的借款利息108万元。随后,光德公司将从明珠公司处所借来的2900万元全部用于了清偿二七支行的欠款。过桥资金借款到期后,光德公司未能依约向明珠公司履行还款义务,经明珠公司催促,二七支行将存放在“中外运”的光德公司质押的3500万吨玉米的质押手续连同中外运出具的附有二七支行行长卢彦签名的《提货通知书》交付给了明珠公司。2014年6月10日明珠公司光德质押的3500吨玉米的提货单提货时得知该货物不存在。明珠公司认为,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恶意串通,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明珠公司向光德公司提供过桥资金的方式用于清偿光德公司对自己的债务,从而将贷款不能获得清偿的风险转嫁给明珠公司。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的行为造成了明珠公司2900万元借款资金及利息无法获得清偿的损失,属于双方恶意串通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于2016年6月16日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共同侵权之诉,要求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共同返还2900万资金并赔偿348万元的利息损失。

一审判决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2015年5月15日,明珠公司与签订一份《借款合同》,该《借款合同》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及法规规定,应是合法有效的。根据该《借款合同》,原告将2900万元支付到光德公司的账户内,明珠公司履行了《借款合同》的内容,光德公司同日向明珠公司支付了108万元的利息,双方之间符合借贷法律关系。明珠公司与光德公司之间系因借款产生的纠纷,应当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明珠公司出借的款项未能得到偿还,应当光德公司主张还款义务。明珠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故意侵害了其财产权益,对其主张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共同构成侵权,赔偿其财产损失的诉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明珠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一审判决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为由,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其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支持其一审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林芸是二七支行主管信贷的副行长,二七支行对林芸参与光德公司与明珠公司该笔借款业务并不否认,故林芸的行为是职务行为。光德公司在与明珠公司借款时其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足以偿还所借的二七支行的贷款,而且其向二七支行借款所提供的质押物35000吨粮食已经不存在。明珠公司与光德公司从无往来,互不熟悉,如果林芸如实介绍光德公司当时的状况,明珠公司是不可能将款项出借给光德公司的。根据本案的相关证据和客观事实,二七支行虚构事实对明珠公司进行了欺诈,与光德公司恶意串通,将自己的不能收回贷款的风险转嫁给明珠公司,故明珠公司与光德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无效,光德公司与二七支行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对明珠公司的损失进行赔偿。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据此撤销一审判决,支持明珠公司一审提出的诉讼请求。

二七支行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身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二七支行再审申请称:(一)二审判决没有适用实体法律进行裁判属适用法律错误。1.光德公司与明珠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在光德公司未按期还款的情况下,明珠公司应当向其主张继续履行的合同责任。即便明珠公司认为光德公司构成欺诈,仍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欺诈、撤销合同、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主张自己的权利。其跨越与光德公司订立合同的基本事实,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要求工行二七支行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二审判决以侵权责任对本案进行裁判亦不符合我国现行法律规范。2.本案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的法律规定,二审判决以工行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构成“恶意串通”而认定光德公司与明珠公司之间的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二)二审判决认为林芸构成欺诈没有证据证明,原审证据和新证据可以推翻这一事实认定。1.2.3.林芸的陈述是其基于对当时认知的表达,不构成欺诈。工行二七支行也是受光德公司欺诈的对象,自始至终对35000吨玉米不存在不知情。林芸对光德公司经营情况的陈述未构成欺诈。首先,明珠公司相信林芸对光德公司的陈述,则林芸的身份应是光德公司的代理人,其行为与工行二七支行无关。其次,李某某的证词是其单方陈述,没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即便按其证词,林芸向明珠公司介绍光德公司的情况符合实际,其表述没有欺诈行为。林芸关于光德公司可以续贷是对未来的预测,不构成欺诈,且明珠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美明原在工行二七支行工作并担任领导职务,对此应当了解。二审判决认为林芸虚构35000吨玉米质押物和光德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属认定错误。(三)按照明珠公司主张,林芸的行为更类似于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第三人缔约过失责任需以第三人的行为足以形成某种形式的“担保”为前提。林芸没有作出任何保证性的承诺,更无权代表工行二七支行作出任何保证性承诺,明珠公司应当自行承担其商业风险。

再审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林芸系以工行二七支行主管信贷副行长的身份主动联系案涉借款业务,且案涉借款用于偿还了光德公司在工行二七支行的贷款,工行二七支行属于受益人,原审判决认定林芸系职务行为并无不当。林芸在向明珠公司介绍案涉借款业务时,不仅没有如实说明光德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还作出了工行二七支行会在短期内对光德公司的案涉贷款进行续贷以及案涉贷款有35000吨玉米质押物的陈述。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光德公司当时的经营状况并不足以偿还所借银行贷款,而且在以案涉借款偿还贷款后,工行二七支行并未对光德公司进行续贷,明珠公司在持有工行二七支行向其交付的提货手续提取质押物时,被告知质押物并不存在。在本院审查期间,工行二七支行表示其没有审批贷款的权限,此项业务须经分行批准,但工行二七支行在原审及向本院申请再审期间均没有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曾为光德公司的案涉贷款申报或办理过续贷业务。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三条、第三十条的规定,工行二七支行在为光德公司办理案涉贷款发放业务及贷后检查工作过程中,对光德公司的经营状况以及质押物状态负有审查义务,其应该知晓质押物的实际状况,且工行二七支行向本院提供的新证据《确认函》载明的在工行二七支行贷款并有质押物在中外运公司处进行监管的公司中并没有光德公司。据此,二审判决认定工行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恶意串通对明珠公司进行了欺诈,有事实依据。

明珠公司以工行二七支行为避免自身贷款损失,转嫁风险,与光德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为由提起本案诉讼。经二审查明,工行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恶意串通,共同对明珠公司实施了欺诈行为,使贷款不能收回的风险转嫁给明珠公司,造成了明珠公司财产损失。二审判决据此认定案涉《借款合同》无效,判令工行二七支行和光德公司共同给付明珠公司2900万元本金及自2014年5月29日案涉借款到期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明珠公司案涉借款的利息损失,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工行二七支行主张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再审事由不成立,应予驳回。

二、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第2731

27 贷款调查:贷款人受理借款人申请后,应当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情况,测定贷款的风险度。

31 贷后检查:贷款发放后,贷款人应当对借款人执行借款合同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第1330

第13条 贷款人应采取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履行尽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 借款人的组织架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及法定代表人和经营管理团队的资信等情况;

(二) 借款人的经营范围、核心主业、生产经营、贷款期内经营规划和重大投资计划等情况;

(三) 借款人所在行业状况;

(四) 借款人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存货等真实财务状况;

(五) 借款人营运资金总需求和现有融资性负债情况;

(六) 借款人关联方及关联交易等情况;

(七) 贷款具体用途及与贷款用途相关的交易对手资金占用等情况;

(八) 还款来源情况,包括生产经营产生的现金流、综合收益及其他合法收入等;

(九) 对有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还需调查抵(质)押物的权属、价值和变现难易程度,或保证人的保证资格和能力等情况。

30 贷款人应加强贷款资金发放后的管理,针对借款人所属行业及经营特点,通过定期与不定期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测,分析借款人经营、财务、信用、支付、担保及融资数量和渠道变化等状况,掌握各种影响借款人偿债能力的风险因素。

三、法理分析

结合一审、二审和再审法庭的审理和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情形来看,本案双方当事人及法院审理的焦点在于本案到底是应该确定为借款合同纠纷还是共同侵权纠纷,这对于案件的裁判思路、法律适用甚至是裁判结果和最终的责任承担均有着重要的影响。

如果定位为借款合同纠纷,则无论是当事人的诉辩还是法院的审理,均应围绕着过桥贷款合同的效力本身进行。二七支行并未过桥贷款合同的当事人,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理,如果走借款合同纠纷的裁判路径,明珠公司只能向借款人光德公司主张权利,而很难直接将二七支行作为责任主体拉入本案之中。而且,即便走贷款合同纠纷的路径,在贷款合同效力的认定上,也很难直接依据《合同法》第52条关于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权利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来主张合同无效。这是因为,《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合同无效”的规定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而本案中即便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明珠公司的合法权利,但由于二七支行并非过桥资金借款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因此无法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关于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利的合同无效来宣告借款合同无效。退一步讲,即便能够认定合同无效,根据无效合同的后果,明珠公司也只能依据不当得利向光德公司要求返还借款,在光德公司清偿能力不足是,其贷款资金仍有不能收回的风险。

相反,如果选择共同侵权进行诉讼,只要能够认定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并导致了明珠公司财产权利的损害,明珠公司就可以不受合同相对性的制约,将二七支行作为责任主体拉进本案的诉讼之中,进而要求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对明珠公司的损失承担连带侵权责任。

本案中,明珠公司以共同侵权为由要求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对其过桥资金及其利息损失承担连带责任而非以借款合同为依据提起诉讼,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明智的诉讼策略。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明珠公司必须证明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的行为符合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要成立共同侵权,关键在于证明以下两点事实的成立:其一,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存在共同的过错;其二,光德公司与明珠公司之间不存在有效的借贷关系,这是因为如果二者之间的借款合同无效,则不存在侵权行为(合同有效就排除了违法性),也就不可能成立侵权。就前者而言,二审、再审均认定光德公司与二七之间存在恶意串通,共同对明珠公司进行了欺诈,因而存在共同的故意;就后者而言,二审和再审法院认为,光德公司与明珠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属于二七支行与光德公司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规定属于无效合同。但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合同法》第52条第2项的恶意串通是指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二七支行并非该合同的当事人,因此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借款合同就有效,笔者认为光德公司与二七之间恶意串通,共同对明珠公司进行欺诈,属于《民法总则》第149条规定的对方知道第三人实施欺诈,使一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明珠公司可以撤销该合同。因此,即便无法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2项以“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合同无效”来认定光德公司与明珠公司的合同无效,该合同亦可因欺诈而撤销,从而排除二七支行主张不构成侵权行为的抗辩。

四、警示意义

本案是贷款银行为债务企业介绍过桥业务利用过桥资金回收自身贷款引发的共同侵权案件,该案从中院一直打到最高院。作为融资市场上惯用的操作方式,过桥贷款是指企业在银行的贷款己经到期,但暂时无力按期偿还,通过第三方提供短期“过桥资金”帮助企业还清贷款的业务,过桥贷款的前提是贷款银行必须承诺旧的贷款还清后给予新的贷款,即“还旧贷新”,新贷款到位后立即偿还“过桥资金”。如果操作规范,过桥业务对于贷款银行、债务企业和提供拱桥资金的第三方(通常是担保公司)可以实现三赢的局面:对于贷款银行而言,过桥业务不仅可以帮助其留住优质的客户,还可以收回到期贷款,减少不能收回贷款的风险;对于债务企业而言,其可以通过过桥资金偿还银行到期贷款,从而维持良好的信用记录,进而获得续贷;对于过桥方而言,其可以在短期内获取较高的贷利息。但是,如果操作不当,过桥业务也容易引发风险,导致提供过桥资金的一方无法回收借款。一般而言,过桥业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债务企业和银行一方,考虑到债务大多已经将资产抵押/质押给了银行,而且提供过桥资金的一方通常是由银行出面介绍,其对于债务企业的情况并不十分清除,因此银行在过桥业务中往往起着关键作用,过桥业务的风险最终主要集中在贷款银行一方能否对债务企业续贷。实践中,部分银行为了帮助债务企业获得过桥资金用以清偿对自己的债务,极有可能对债务企业自身的情况作出不实陈述,在债务企业取得过桥资金并偿还自己的贷款后,又以种种理由拒不向债务企业继续发放贷款,从而使将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转嫁给提供过桥资金的一方。本案中,二七支行正是通过此种方式将不能回收贷款的风险转嫁给了提供过桥资金的明珠公司,本案经一审、二审、再审,最终作出不实陈述和未尽合理审查义务的贷款银行被认定为与债务企业构成共同侵权。本案给予我们的警示意义在于,过桥业务中,贷款银行切不可为了急于收回贷款,就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与债务企业恶意串通,以欺诈方式获取第三方的过桥资金,从而转嫁自身的风险,否则银行将的行为极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共同侵权,从而与过桥贷款中的借款企业一起对提供过桥资金的第三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于提供过桥资金的担保方而言,切不可轻信银行单方面的陈述,必须同时对银行和客户进行尽职调查,做好风险评估,万不可贪图短期的贷款利息而使贷款资金陷入无法回收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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